护理手记｜语言会隔绝人，但爱不会——一位科特迪瓦友人的甲状腺“康复之旅”
来源：甲状腺血管外科   作者：张彩香  添加时间：2026年05月21日  点击：0

41岁的Yara出生于马里，来自西非科特迪瓦，他的母语是法语，信奉伊斯兰教，日常饮食习惯为清真饮食。当我第一次走进病房时，他正侧身躺在病床上，背对着房门。白色的床单裹住他高大的身躯，却裹不住眉眼间的忐忑与不安——他的肩膀微微耸起，手指紧紧攥着床沿，在陌生的环境里，像一只被困在陌生巢穴里的鸟。

左侧甲状腺叶全切术后第二天，他颈部引流管还在，纱布敷料覆盖着那道新生的伤口。他听见我的脚步声，缓缓转过头来——一双深邃的眼睛里，写满了不安与困惑。

“Bonjour, Yara . Je suis votre infirmière.”（你好，Yara，我是你的责任护士。）

这是我能说出的最完整的一句法语，出发前我练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亮了一下，又迅速黯淡下去。那双眼睛里，我读到了太多东西：疼痛、困惑、恐惧，还有一种深深的孤独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只发出一个沙哑、含混的音节——术后喉返神经暂时性水肿，几乎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单词。

他急得用手比画，指着自己的喉咙，又指了指耳朵，脸上的表情从焦急变成沮丧，最后变成一种深深的无力。他拿起纸和笔，颤抖着写下一行法文，递给我。

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“沟通障碍”这四个字的重量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“笨拙”。

无法被理解的恐惧，是从哪里开始的？

Yara来中国十几年了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每年会来中国一个月，中文只会最简单的“你好”“谢谢”。这次体检发现有甲状腺结节恶性可能，同事帮他联系了医院，手术顺利，但术后耳鸣、右肩疼痛、喉咙痛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，他从来没有做手术的经历。

他的家人远在西非，时差八小时。而在这间病房里，没有家属，只有偶尔出现的同事，一个语言不通的护士和一个几乎说不出话的病人。

我能读懂他的恐惧吗？那是对“无法被理解”的恐惧。当一个人失去了语言，他就失去了解释自己、求助、抗议，甚至表达基本需求 的能力。那种感觉，就像被关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，却敲不碎那层玻璃。

我决定，不管多难，都要敲碎它。

那些比语言更响亮的“声音”

那天上午，我在手机上下载了翻译软件，打开中法对话翻译页面。然后我走进病房，在Yara床边坐下，把手机放在他面前，用手指在屏幕上打出一个字：

“痛？”

他看了看，点点头，用手拍了拍右肩，然后指指喉咙。

此刻，我明白了他的诉求。征得他的同意后，为他进行了体查，发现他右肩肌肉紧绷得像石头。

 这是术后右肩疼痛——甲状腺手术颈部过伸位导致的肩部牵拉损伤，我心中有数。但Yara不知道这些。

我用翻译软件打出：“肩膀疼痛是手术体位造成的，不用担心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咽喉痛是甲状腺术后很常见的现象，多数与气管插管、手术区域组织水肿等有关，通常一周左右症状消退。”

他看着手机屏幕，点点头，但颤抖的手出卖了他。

他拿起手机，敲下一行字：“Je pense que quelque chose ne va pas dans mon corps. Je suis seul, personne ne me comprend. J’ai toujours eu des bruits dans les oreilles. ”（我想我身体里出了什么问题。我独自一人，没有人理解。我耳朵里一直有响声。）

我用翻译软件打出一行字：“术后耳鸣，可能与麻醉药物、精神过度紧张、甲状腺功能紊乱等有关。”并解释道“术后恢复期，以上症状都会慢慢好转的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为他制定了一份特别的护理计划。

针对右肩疼痛问题，我教会他用温热毛巾热敷肩部，手把手教他做“耸肩－后旋”的放松操。他记下了步骤，笨拙地跟着做，做到第三个动作时，他忽然咧嘴笑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。

对于咽喉痛问题，我准备了温凉的宝矿力电解质液，用吸管递到他面前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便开玩笑告诉他“这是我们的高级服务。”他看懂后，笑了，笑得很用力——那个表情，我至今记得。

关于耳鸣的问题，我找来轻柔的非洲音乐，在他床头轻声播放。听到熟悉的节奏，他眼睛亮了。他用手机打字告诉我，这是他家乡的音乐。那天晚上，他来中国后第一次睡足了一整夜。

他看着我做完这一切，突然伸出手，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腕。

那是一个很轻、很短暂的触碰。但我读懂了：谢谢。

从那天起，我们的沟通变成了一场“创意大赛”。

手势是第一语言：大拇指竖起来是“好”，往下是“不好”；摸脖子是“疼”；张开手掌是“等一等”，握拳是“急”。

纸笔是第二语言：我学会了几个常用的法文单词——douleur（疼痛）、fatigue（疲劳）、soif（口渴）、peur（害怕）。他则学会了简单的汉字——“水”“饭”“药”“走”。

表情是第三语言：我每次进门前先微笑，操作前先对视三秒，让他看清楚我的脸、我的眼睛。我发现，当一个人失去语言时，他对表情的敏锐度会变得极高——他读得懂你眼里的耐心还是敷衍，读得懂你嘴角的真诚还是应付。

第七天，他对我说“朋友”

术后第三天，Yara的声音开始恢复。从含混的发音，到能发出清晰的元音。

那天早晨我查房，他突然竖起大拇指，用低沉的、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说了一句中文：“谢……谢。”

他的发音不准，“谢”听起来像“歇”。但我听懂了。我站在那里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没忍住。

术后第七天，引流管拔除，伤口愈合良好，他可以出院了。他的同事来接他， 他收拾好东西，走到病房门口，突然停下来，转过身。

他看着我，用那双深邃的、不再恐惧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你是……朋友。”

他的中文依然蹩脚，但那两个字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

什么是真正的“人文关怀”？

Yara出院后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常说“人文关怀”，到底什么是人文关怀？是更高级的病房？更舒适的病床？还是更细致的服务？Yara告诉我，都不是。

人文关怀，是在一个人最脆弱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有人愿意放下“效率”，绕过“流程”，穿过语言的迷雾，走到他身边，坐下来，看着他，说一句：“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它不是某种高深的技巧，不是某种昂贵的设备——它是一双愿意去理解的眼睛，一颗愿意去靠近的心。

对于Yara来说，最珍贵的不是术后恢复得有多快，而是在那七天里，有人没有把他当作“一个需要处理的病例”，而是当作“一个需要被听见的人”——即使他说不出话。

语言会隔绝人，但爱不会。